根据原著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原著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原著。没有了原著哪来的马克思主义？就像没有了达尔文，哪来的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一样。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因此，当有人在抛弃原著的前提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想到，这种行为违背了一个最起码的“有的放矢”的规则。

　　 根据原著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几年前学术界也出现过不少这方面的观点：“回到马克思”的作者杨学功同志就是这种观点的提出者，他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不是现成的摆在那里的东西，它也需要通过我们的阐释和理解才能揭示出来，这种揭示有可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也有可能背离这种精神。但阐释和理解又是不可缺少的，否则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就会隐而不彰。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呢？我认为在这里并没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因为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就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认真研究弄清楚的，而且这种研究越是体现“创造性解释”的原则，就越是符合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换句话说，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有待于我们去理解和发现的，而这只有在创造性的研究和解释中才有可能”（《哲学研究》2000年第四期第36——37页）。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胡为雄同志在他的文章中也表明过同样的观点，他写道：“不从原著出发系统的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就有可能对某些理论和概念的解释造成失真”。“要转向以原著为根本的治学方向”。“通过精研他的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著作，去研究其哲学思想”（《哲学研究》2005年第一期第21、23页）。

　　 可是，学术界却有人针对杨学功的“回到马克思”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回到马克思这个口号是片面的，因为它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扬弃苏联30年代教科书体系。苏联教科书体系，作为一种对经典作家哲学文章的解释框架，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都可以找到依据。如果对苏联教科书体系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在理论上就必然走向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思想上的对立……”（《哲学研究》2000年第四期第37页）。作者在这里提出的“回到马克思……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扬弃苏联三十年代教科书体系”是什么意思呢？显然，这是因为作者认为，三十年代教科书体系（即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所表明的观点是恩格斯的观点。如果回到马克思，就是对恩格斯观点的否定，就会在理论上造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

　　 三十年代教科书的观点是恩格斯的观点，不知道作者所指的是什么？如果作者指的是思维和存在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的话，那就请作者把三十年代教科书的观点和原著的观点再仔细的对照一下，推敲一下，看它们之间在词义和逻辑联系上有没有共同之处。事实上谁都可以看出，三十年代教科书中的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概念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它和原著中的理论词句及其逻辑联系根本就是相矛盾的。白纸上写着黑字，作者难道没有看见吗？如果作者在没有对恩格斯的《路德唯希#8226;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进行研究的前提下就主观的认为，教科书的观点是恩格斯的观点，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相反，恩格斯的观点不仅和马克思的观点没有矛盾，而且它就是马克思的观点。因此，“回到马克思”这个提法本身就包含着恩格斯的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这门理论科学就是他们两人共同的研究成果。

　　 作者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当作对立的两个方面，这是作者个人的看法，这种观点是不能允许的，在这里必须加以澄清：马克思主义这门理论科学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八四五年在布鲁塞尔开始合作直到马克思逝世共同的研究成果，这是马克思在世时就曾提到的一个问题，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84页）。这里十分清楚的说明了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事实本身已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的哲学观点不管通过什么样的表达方式，都已融汇贯通成同一个思想了。因此谁也不能说，这一个观点是马克思的，那一个观点是恩格斯的。正如《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在这本著作中所说的：“两个朋友整个地溶合在一个共同的事业里面了；每个人都毫无怨尤也毫不夸耀地对这个事业作出了不同然而相等的伟大牺牲。他们的友谊成为全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联盟”（《马克思传》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