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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勒庞——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 1841.5.7－1931.12.13）

古斯塔夫·勒庞的简介

　　古斯塔夫·勒庞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里”之称。他出生于法国诺晋特-勒-卢特鲁（Nogent-le-Rotrou），逝于法国马恩-拉-科盖特（Marnes-la-Coquette）。

古斯塔夫·勒庞的生平

　　他在巴黎学习医学，1866 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游历了欧洲、北非和亚洲，写了数本有关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著作。尽管他有广泛的联系和庞大的科研计划，但他强烈的愿望却从未实现过。大学的大门甚至科学院的大门都一直对他紧闭着。勒庞就这样被排斥在正式的圈子之外。但正是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才如此不知疲倦的埋头工作。他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科研计划却从未有任何惊人的发现。然而他的业余性质的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确实提高了他的综合技能，因此更加得心应手地撰写视野开阔的纲要，运用生动有力的词语，并且能够像记者那样凭直觉即使捕捉吸引广大读者的事件和观点。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发表了几十部著作，完善了综合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学说。

　　1870 年起，在巴黎行医。1884 年开始研究群众心理学，阐发了强调民族特点与种族优越性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他的研究涉及三个领域：人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他最初研究的是为各个人种的身体特征创制测量方法。后来他发展了人种分类等级学说。晚年，兴趣转向社会心理学。按照他的意思，一群人如果被认为属于一个种族或亚种，他们一定具有同样的感情和思维方法。他确定的标准包括推理能力的水平、注意力和本能需求控制。例如，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智力特征与拉丁人的智力特征相比后，他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人各方面都更加优越。勒庞还发展了另一种分类等级，他称之为性别分类等级（该分类法于20世纪70年代遭到批判）。根据这种分类方法，动物、疯子、社会学家、儿童、智力衰退者和原始人被认为是下等人。

　　勒庞用生动而直截了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一观点，并用准科学的内容作为依据，这就解释了他的书为何如此成功，以致他“最终拥有了其他任何社会思想家都无法匹敌的读者群。

　　所有赞赏他的人都深信，他的那些有关人性本质的观点虽然难以让人接受，但却至关重要。在社会和争执事务上，他们认真听取了他命令性的忠告。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思想达到了顶峰。他的预知令人震惊，他在作品中预见了20世纪所有的心理学和政治发展。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坚持要会见勒庞，他曾经于1914年认真阅读了勒庞的作品。另一位国家元首亚历山大德里在1924年写道：“如果你见到勒庞，告诉他智利共和国总统是他的狂热崇拜者。我曾从他的作品中摘录了一些句子”。有两位政治人物，尤其忙于通读勒庞的著作。他们将勒庞制定的规则付诸实践，并且及其认真的将他们分门别类，这两位就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最循规蹈矩的跟随勒庞，并按照真正的日耳曼人的彻底性来做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的《我的奋斗》就是仅仅追随勒庞的推理逻辑。读起来就像是勒庞作品的伪劣盗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曼诺尼：“戴高乐将军全盘接受了（有关领袖）的观点，我们谴责勒庞，但却翻遍了、读烂了他的著作”勒庞的每一部作品都对意大利的反革命运动起了双重的作用。

　　勒庞以对群体心理特征的研究而著称。他认为，“民族的精神”或“种族的灵魂”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一个民族、种族或一种文明都具有民族的精神，即共同的感情、利益和思维方式。国家精神是从人们心中无形的民族精神的非理性途径中产生的，并支配了一切社会制度的形式。历史就是民族或种族性格的产物，民族或种族性格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他认为欧洲社会日益增长的特征是群众的聚合物。个体的意识个性淹没在群众心理之中，群众心理诱发出情绪，意识形态通过情绪感染得到传播。一旦被广泛传播，意识形态就渗透到群众中个体的心理层次，使个体丧失批判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群众的行为是一致性、情绪性和非理智性的。勒庞认为他的这种观点可在现代群众和群众组织中得到证实。

古斯塔夫·勒庞的著作

　　《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

　　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对其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认为，大革命的历史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并存的且通常孤立的历史事件构成的：一个过时体制的历史，由于缺少捍卫者而消亡；革命议会的历史；群众运动的历史及其领导人；军队的历史；新制度的历史等等。所有这些历史，基本上代表的都是 各类心理力量之间的较量，因而应借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对其加以研究。这一解读，无疑会引发争议，也注定会刺激更深入的思考。

　　英国《泰晤士报》——所有当权者都应该学习古斯塔夫?勒庞的这本书。作者对大革命的经典理论不屑一顾，他用心理学解释得出了全新的结论。他用极为生动的文笔，阐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弱势角色，以及公会成员的个人意志和集体意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引领大革命党人的是神秘主义因素，能让大革命人士免受理性的影响。没有大革命，便极难证实理性难以改变人，因此，一个社会并非是按照立法者的意愿来构建的，不管他们考虑的有多么周全。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勒庞最著名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出版于 1895 年。他认为人群集时的行为本质上不同于人的个体行为。群集时有一种思想上的互相统一，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这种统一可以表现为不可容忍、不可抵抗的力量或不负责任。群体行为可能是突然的和极端的；智力过程可能是初步的和机械的。这是当时盛行的几种“群体心理”理论之一。在群集情况下，个体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而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了责任意识乃至各种约束，最有理性的人也会像动物一样行动。群集时还会产生一处思想的感染，使得偏者和群众的无意识思想通过一种神秘物作用要理互相渗透。勒庞总结说，当它成为集体时，任何一种虚弱的个人信念都有可能被强化。

　　勒庞的思想对分析的社会心理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也成为现代意识形态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战争心理学》

《心理学称霸世界2:战争篇》中，为了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特征，勒庞援用了集体行为的三大基本准则：非理性和集体冲动强于理性和个人冲动；人的行为更容易受到情绪推动，而并不是按照理性计算。同时，勒庞还认为，各种潜在性格构成了心理，稳定不变的人格仅仅源于稳定不变的环境，在不同环境的压力下，每个人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潜在性格特征都会以不同方式表现。当然，仅凭环境因素这一点，还不能将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心理转型合理解释。同样重要的还有“心理感染”因素。心理感染是“个人依照周围众人的意志行事”，强大的集体凝聚力就此产生。

　　《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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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勒庞的语录

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我们始终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的感情源自于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我们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有其道理的。但事实上，我们的绝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一些我们自己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所谓的信仰，它能让一个人变得完全受自己的梦想奴役。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人类的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状态。要属于某个学派，就会相信它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能够感觉到的现象可以比作波浪，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那些乱象在洋面上的表象。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发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在与理性永恒的冲突中，感情从未失过手。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更多的真理。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传统的缓慢淘汰，就没有进步。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只是人类思想无形的变化造成的有形的后果而已。我们可以利用政变来推翻一个暴君，也可以利用战争来打倒一个独裁者，但是对待那些坚定的信仰，以及那些牢固的信念，我们却没什么手段可以利用。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孤立的个体具有控制自身反应行为的能力，而群体则不具备。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在群体之中，绝对不存在理性的人。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群体能够消灭个人的独立意识，独立的思考能力。事实上，早在他们的独立意识丧失之前，他们的思想与感情就已被群体所同化。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移。群体中的个人是沙中之沙，风可以随意搅动他们。倘若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民族的气质，也不可能有文明的存在。因此，自从人类存在以来，他们所关心的两件事就是：一、建立传统；二、当它所带来的好处用尽时，就努力摧毁之。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传统的缓慢淘汰，就没有进步。打动群体心灵的，是传奇中的英雄，而绝非现实中的英雄本身。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群体盲从意识会淹没个体的理性，个体一旦将自己归入该群体，其原本独立的理性就会被群体的无知疯狂所淹没。一切普遍信念不过是一种虚构，它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审察。身为一位领袖，如果想要让自己创立的宗教或政治信条站住脚，就必须成功地激起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大众没有辨别能力，因而无法判断事情的真伪，所以经不起推敲的观点，都能轻而易举的得到普遍赞同!文明向来只由少数知识贵族阶级而非群体来创造而非掌控。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善行感动！在他们看来，仁慈善良只不过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也许还是会愿意接受传统教育当中所有的弊端，因为尽管它只会培养一些被社会所抛弃的人、心怀不满的人，但起码，对冗繁知识的肤浅掌握，对成堆教科书的完美背诵，或许可以提高智力水平。但事实上它真的能提高智力吗？不可能！在生活中，判断力、经验、进取心和个性，这些才是取得成功的条件，这些都不是书本所能够给予的。书本是可供查询的有用字典，但倘若把这些冗长的词条都装在脑子里，那可是一点用都没有。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在群体中，每一种情感和行为都有极强的传染性，个人都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在社会问题当中，就像在生物问题当中一样，最有效力的因素之一，就是时间。它是唯一真正的创造者，唯一伟大的毁灭者。是它将沙粒汇聚成高山，让洪荒时代微小的细胞成长为高贵的人类，数百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任何的现象。如果给一只蚂蚁足够的时间，那么它就有可能将勃朗峰夷为平地，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如果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那么他就拥有了信徒们眼中上帝的力量。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文明赖以形成的道德力量失去效力时，它的最终瓦解总是由无意识且野蛮的群体来完成的。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一个群体的理智能力总是远远低于个体的理智能力，集体的道德行为既可以大大高于也可能大大低于个体的道德行为。偏执与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侣。凡是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难免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当聚集在一起的人受到某种信念的激励时，在他们中间也会发现这两个特点。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该时刻记着，社会现象除了有理论价值之外，还具有实践价值。而且，从文明演进的观点来看，只有后者才算得上重要。一旦认识到这个事实，他就会对头脑中那些先入为主的结论，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如果书写在各民族历史上的只能是一些纯粹理性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大事，那世界史上可以记录的事件就寥寥无几了。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惟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论证的方式。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当学者致力于验证一种现象时，并不需要担心这样的验证会触犯哪方利益。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中表示，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的他，时常感到自己与所有这些学派的某些结论意见向左。我希望这部新作亦当如此。属于一个学派，必然与其偏见和痼习为伍。群体精神最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服从。他们如此甘愿听从别人的意志，以至于只要有人自称是它们的主人，他们就会本能地听命于他。科学没有造成任何破产，无论是目前人们思想的混乱状态，还是在混乱当中壮大起来的新势力，都与它无涉。它向我们许诺的是真理，或者至少是我们的智力所能掌握的对各种关系的认识；它从未向我们许诺过和平与幸福。科学对于我们的情感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它听不到我们的哀诉。然而我们只能尽力与它生活在一起，因为再没有什么能够带回被科学所驱散的幻觉。当一个人融入社会之中时，他便失去了自我。尽管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做到了或者几乎做到了，到一个月以后他们却不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无法再次通过考试。他们脑中不断丢失大量过于沉重的知识，而且没有新的知识来填充。他们的思想活力开始衰退，促进成长的才能渐渐干涸，这时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诞生了，但此时的他早已疲惫不堪。结婚过上安定的生活，陷入某种循环，并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他将自己封闭在狭隘的工作中，尽职尽责，仅此而已。他们最终变为了平庸之辈。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在理想破灭后走向衰败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生命的循环过程。凡是能向大众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一个人终其一生性格保持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风暴过后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任何制度都不具有固有的优点；它们自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在某个特定时期对某个特定民族而言是有益的制度，也许对另一个民族却是极为有害的。革命的开始实际上就是一个信仰的终结。但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这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群体的权力令人生畏，然而有身份团体的权力更让人害怕。它是唯一的真正创造者，也是唯一的伟大毁灭者。积土成山要靠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到产生出高贵的人类，靠的也是时间。数百年的作用足以改变一切固有的现象。真正的历史动荡，并不是那些恢宏和惨烈的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事件。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重要变化，就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他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深信不疑加上思想极其狭隘，会赋予某个拥有声望的人以强大的力量，有时光想到这点就会让人胆战心惊。不过，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无视障碍、表现出坚强的意志。群众本能地从这些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人当中找到他们都永远需要的主宰。各国被荒谬的见解所蒙蔽，认为制定更多地法律是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所以它们每天都有一些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束缚被批准进行。时间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想看到事情发生变化，坐等时间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非常担心群体咄咄逼人的欲望，害怕他们会进行破坏，引起动荡。只有时间能恢复平衡。从野蛮到文明，一路追逐着梦想，而当这种梦想失去了力量，便开始衰落，走向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周期。如果古人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学、艺术和建筑方面的作品，我们就永远无法真实地了解过去。我们可曾了解在人类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伟人们的真实生活？比如赫拉克利特、佛陀、耶稣或穆罕默德很可能不知道。其实，他们的真实生活如何，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想了解的，是民间传说所创造的伟人。群体感到激动人心的，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而不是真正的英雄本人。认识群体的心理，今天已成了想——不是想统治它们，统治它们现在已相当困难——不受它们支配的政治家的最后办法。人们经常说起那家大众剧院，它只演令人压抑的戏剧，散场后，必须保护扮演叛徒的演员，免得他遭到观众的暴打。他所犯的罪行，当然是想象出来的，引起了群众的巨大愤怒。我觉得这是群体精神状态最显著的表现之一，这清楚地说明，要给他们什么暗示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假与真几乎同样奏效。他们明显地表现出真假不分的倾向。迄今为止，彻底摧毁过于残旧的文明成了群体最明确的任务，其实，并不是到了今天它才担此角色。历史告诉我们，一种文明，当它赖以生存的道德力量失去影响时，它也就被那些无意识的粗暴的群体最后解体了，用“野蛮”二字来形容群体是恰如其分的。所以，一件事情，最能打动群体的总是其中最美好、最富有传奇色彩的那部分。如果对文明作一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最美好、最有传奇色彩的东西正是文明的真正支柱。在历史上，表面上的东西比实际的东西作用要大得多，非真实的东西总是压倒真实。人始终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感情源自于自己内心…以为自己是理性的，自己一举一动都有其道理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行为，都是一些自己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更多真理…人一到群体中，理性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个人一旦成为群体一员，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群体中绝对不存在理性的人。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人无意识的自我深层区域，人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最稳定的因素她时代相传的思维结构。群体也许永远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无意识本身，可能就是它力量强大的秘密之一。在自然界，绝对服从本能的生物，其行为会复杂得让我们不敢相信。理智是人类新近才有的东西，太不完美了，不能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更不能替代它。在我们的行为举止中，无意识部分占的比重很大，理智所占的比例却很小。无意识现在仍作为未知的力量在起作用。倘若没有传统习惯，就不可能有民族气质，也不可能有文明存在。因此，自人类存在以来，他们所关心的两件事就是：一建立传统习俗；二当它所带来的好处用尽时，就努力摧毁之。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传统的缓慢淘汰，就没有进步……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群体因为夸大自己感情，因此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做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证据，是让观念进入群众头脑的可靠办法之一。断言越简单明了，证据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成功的政治家和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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