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被学术界推尊为一代枭雄，首先归功于陈寅恪。1956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一反前人旧说，表彰曹操为“旷世之枭杰”。直到1959年2月，郭沫若才借创作历史剧《蔡文姬》提出重新全面评价曹操历史功绩的观点。

　　曹操生前未称帝，倒是儿子曹丕当了皇帝。但曹魏来不及确立其为“正统”就被晋朝取代。所以传统史学家认为，刘姓汉王朝是“正统”，曹魏取而代之，属“篡位”、“大逆不道”，不符合“三纲五常”，所以曹操是乱世奸臣。

　　曹操所处的东汉末年，察举制度被既得利益集团把持，选举出来的人才名不副实，正如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这种现象引起了士林的反抗，士林出现了一股超越世俗、不求入仕的清议风气。清议的主题是人伦鉴识，即对人物的品评。这种风气中洋溢着一种近乎教条的理想主义，士人高悬绝对的非实用的价值观，以此来抗拒世俗社会的侵蚀，批判非文化的倾向，独占思想与知识话语的权威，通过以狂卫道、以狂抗权、以狂来张扬个性，并与既得利益集团对立。

　　延熹九年（166）和建宁三年（169），朝廷两次镇压“清议”士人，史称“党锢之祸”。士人只有逃避现实，转入山林清谈老庄思想才能免祸。

　　陈寅恪认为，魏末、西晋为清谈前期，东晋为清谈后期。清谈前期是表达本人政治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问题，为当时政治党派之消长的体现。后期的清谈只是士人换取名士身份的谈资。

　　　 陈寅恪认为《世说新语》中“四本论”是前期清谈话题。《世说新语·文学类》刘孝标注解：

　　　　《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仁孝道德，即所谓“性”；治国用兵之术，即所谓“才”。当时有四大观点：才、性相同，才、性相异，才、性相合，才性相离。曹操认为“才性异”、“才性离”，故采取“反动”政策，改革选举制度，扭转数百年世风，所以是一代枭雄。陈寅恪先生说：

　　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读史者于曹孟德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自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

　　　　曹操，生于东永寿元年（155），逝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祖父曹腾是中常侍，即阉宦，父亲是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即所谓“乞匄携养”。曹操从小就很机警，喜欢玩弄权术和使诈，有才干而无德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等，即使他以举孝廉出身，但并不信仰儒学。

　　东汉中晚期，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的太监，一为外廷的士大夫。阉宦出大多身寒族，主张“才性异”、“才性离”。而大夫大多数信奉儒家，主张“才性同”、“才性合”。

　　　　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的代表，晋则是外廷士大夫阶级的代表。所以魏晋的兴亡本是东汉晚年两大阶级的竞争胜败问题。东汉末年士大夫阶级的代表袁绍，凭资历和门望，远超过阉宦阶级的代表曹操。但在官渡之战中，曹操打败袁绍。于是士大夫阶级被迫暂与曹操合作，但他们时刻想着要乘机复兴起来。司马懿寿命长，一家人都坚韧、有才干，最终从阉宦阶级手中夺回了政权。

　　　　曹操执政时想重建社会秩序，多为摧破汉代儒家的传统和纠正社会的流弊。东汉儒家豪族尚奢侈，曹操则强调“务俭率人”，励行廉节。曹操甚为节俭，不好华丽，后宫也十分简陋。据说，他曾看见儿子曹植的妻子穿着锦绣，以违反制度规定为由赐死了她。曹操坚决打击豪强，实行抑制兼并的政策，“勿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br　　　　汉代“选举”人才是以儒家道德教义为标准的，而据《三国志》一《武帝纪》记载，曹操一反其旧制，三次颁布求才令——提倡唯才是举，取贤不拘德（性），实为对察举制度的“反动”。

　　　　曹操求才三令，大意是认为才、性相离，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未必有德，或背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它明白宣告既得利益集团所遵率的金科玉律已经完全破产。由此推之，则东汉以来士大夫儒学信仰堡垒崩溃，而其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察举制度也失去依据。所以求才三令，并非仅是一时求才，它表明了曹的政策所在，是政治、思想、道德上的大变革。可以说，曹操开创一个新时代。

　　陈寅恪认为，曹操出身阉宦家庭，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得政治地位。只有彻底清算势不两立的儒学，才能找到他立足的理论依据，与士大夫阶级相竞争。这求才三令，可视为曹魏皇室执政宣言。与此相同的，即是曹党，与此相异的，即是与曹氏为敌的党派。

　　譬如儒生孔融恃才傲物，鄙视并对抗曹，被以不孝的罪名杀掉。孔融之友祢衡，自信道义在身，裸体击鼓，骂曹、百官如粪土，被曹借黄祖之手杀掉。

　　　　陈寅恪还援引《三国志》、《世说新语》等典籍，以证明他的观点，譬如傅嘏论同，钟会论合，则表明他们是司马氏的死党；李丰论异，王广论离，则表明他们是司马氏的政敌，持论与曹操求才三令相合，当然是忠于曹氏的，两人都死于司马氏之手，就是一个证明。

　　　　陈寅恪论述魏晋清谈问题，厘判出家族与政治、思想文化的关系，发前人未发之覆，真是独具慧眼。